来自 科技 2019-07-29 12:30 的文章

中国航天发展史的书写者与见证者

  【壮丽70年 奋斗新时代——基层蹲点调研】 

  光明日报记者 张蕾 光明日报通讯员 扈佳林

  4月20日,西昌卫星发射中心,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完成第100次发射,成为我国第一个发射任务次数过百的单一系列火箭,也成为中国航天由大向强奋进的有力注脚。

  成立于1957年11月16日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(以下简称火箭院),是我国第一枚长征运载火箭的诞生地。60多年来,随着一次又一次发射任务的成功实施,从无到有、由小到大,火箭院逐步成为我国最大的运载火箭研制基地。而这些奇迹的背后,是一群默默无闻的航天人,他们都在为实现航天强国的梦想而努力奋斗。

  “我希望能为国家多做点事”

  火箭院的主楼大门上,竖立着“严肃认真、周到细致、稳妥可靠、万无一失”16个字——这是1964年4月,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时,周恩来总理对当时参加研制的工作人员提出的寄望。

  那个年代,既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,也没有先进的科研设备,如今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余梦伦,在当时和众多年轻人一起,毅然投身于祖国的航天事业。鼓舞他们的是火箭院第一任院长钱学森的一番话。“他说他有两个相信:相信中华民族有能力攻克科学的难关,相信广大知识界人士都是爱国的。国家对我们那么信任,我们要好好地搞这个尖端事业。”余梦伦说。

  1960年,24岁的余梦伦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,迈进中国航天的大门。那时的计算技术比较落后,弹道计算靠的是只能做加减法的手摇计算机,一条现在不到1秒钟即可算出来的1059弹道,当时要花上2个多月。有一次,余梦伦在进行弹道设计时遇到一个棘手的技术难题,为了尽快验证自己的设想和解决方案,连续几周里,他几乎一刻未曾离开过那台手摇计算机。一次次计算、一次次修改,在计算机摇柄无休止的转动中,时间也在悄然流逝……当余梦伦抱着一叠数据报告与同事交流分享时,大家惊奇地发现,一向清瘦的余梦伦,右臂比以前粗实了许多。同事和家人劝他多注意身体,他却淡然地说:“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,我希望能为国家多做点事。”

  而这一做,就是59个年头。

  回忆往昔的奋斗之路,余梦伦念念不忘我国仿制苏联第一枚导弹1059试验成功的情景。为了不受外国欺负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,下定决心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出“两弹一星”。老一辈航天人果然不负众望,啃下了这块硬骨头。“1059让我们入了门,中国人还真能干事。”余梦伦感慨,从那时起,他在导弹及火箭的弹道设计领域高歌猛进。

  作为中国弹道领域公认的开拓者,余梦伦相继提出和设计了低弹道、小推力弹道、亚轨道型停泊轨道、高空风弹道修正等方案,完成了多种型号的弹道设计任务,为长征火箭铺设了一条条“通天之路”。

  虽然为导弹和火箭设计了无数条弹道,但余梦伦的人生轨迹只有一条,那就是单调枯燥、在航天工程中不可或缺的弹道设计岗位。从优秀共产党员到全国劳动模范,从博士生导师到中科院院士,余梦伦获得过很多荣誉。其实他当过的最高职务,就是火箭院总体设计部十一室一组的工程组长,能够调遣的人员也只是当时组内仅有的八九个人。

  在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的过程中,冲在最前线的是一大批以余梦伦为代表、内心激荡着爱国情的有志青年,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他们要尽己所能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忘我奋斗。在他们这一代人的感召下,一批又一批航天追梦人陆续接棒。

  “没事儿,得尽快把问题解决了”

  在火箭院总体设计部十一室的载荷与力学环境工程组,人们总能看到一个身影。他并不高大,却温厚、豁达、谦逊而沉稳,年轻人尊称他为潘老师,稍长点的同事则亲切地喊他老潘。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潘忠文并不老,大家之所以这样称呼,是因为他总在技术攻关中担当重任,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。

  20世纪90年代,中国运载火箭已经跻身国际发射市场,24岁的潘忠文刚工作不久就跟着老专家,代表火箭方与国际卫星公司谈判。几轮谈判下来,他发现大多数时候的协调都没有效果,原因在于缺乏一项星箭界面力学环境测量共同遵守的准则。

  为了打消外国人对中国航天技术的疑虑,使技术协调有章可循,潘忠文萌生了编写一项国际标准的念头。为此,白天,他带着英文词典奔波于图书馆和资料室之间,查阅先进国家的标准和准则;晚上,他守在电脑旁,用并不熟练的英语向国外专家虚心请教,一熬就是一整夜。这样的工作状态,他坚持了9年。